归田园以寄心 托诗歌而明志——读吴泽顺先生《戊戌诗草》
发布时间:2026-02-14 12:43 文章来源:央视美丽乡村一线聚焦 作者: 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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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广平

 摘要:《戊戌诗草》是学者吴泽顺先生提前从大学退休、归隐海南乡居后创作的格律诗集,延续并革新了中国传统隐逸诗创作传统。作者以“杂事诗”的形式,将农耕劳作、地域风情等日常琐事纳入创作视野,通过写实笔触呈现乡居生活的本真状态,打破了传统田园诗理想化的书写模式。诗作巧妙地将深厚的学术素养融入质朴的诗歌语言,在历史人物咏叹与典籍典故化用中构建起古今对话,既彰显文化底蕴,又以古鉴今展开现实观照。更重要的是,诗集记录了一位学者从“庙堂”到“江湖”的身份转型与精神突围,在躬耕实践中获得生命觉醒,在喧嚣时代里坚守内心本真,展现了积极入世与淡泊自适相统一的情感基调。作品以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对生命的深沉感悟,为当代人提供了如何在快节奏社会中保持精神沉静、追求本我真我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吴泽顺;《戊戌诗草》;田园诗;隐逸传统;精神守望;生命哲思;本真书写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归隐”始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创作母题。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自适,到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禅意空灵,再到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旷达自解,文人雅士在远离尘嚣的选择中,总能为中国文学注入新鲜的精神血脉。我的大学恩师、当代汉语言文字学家、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原院长吴泽顺先生的《戊戌诗草——海南包蜜园乡居杂事诗一百首》,正是这一创作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与革新。

 吴泽顺先生以音韵训诂学研究闻名学界,其《清以前汉语音训材料整理与研究》等著作填补了学术空白,在古汉语研究领域建树卓著。他曾担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成功组织、推动该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获批后,他毅然提前退休,归隐海南,在定安县包蜜园的田垄间开启了“躬耕自食,著诗明志”的乡居生活。《戊戌诗草》便是他归隐后的第五年(2018年,农历戊戌年)的诗歌结集,自序称诗集收录了“乡居杂事诗一百余首”,实际收录七律、七绝、五律、五绝等四种格律诗作共114首(不含序跋、附录及他人和诗)。这些诗作以质朴的笔触记录乡居日常,以深邃的思考观照古今,以淡泊的心境拥抱田园,更以细腻的观察体味生活本真,以深沉的感悟探寻生命内核,以坚定的追求坚守本我真我,成为其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

 这部诗集并非简单的田园生活实录,而是一位饱学之士在人生转折后的精神独白与生命反思。诗作中,既有对海南自然风光的细腻描摹,也有对农耕劳作的真切体验;既有对历史人事的深沉咏叹,也有对现实社会的理性审视;既有对故友乡情的深切眷恋,更有对生活本真的细致观察、对生命意义的深度感悟、对自我本心的执着坚守。本文拟从“田园书写的审美革新”“古今对话的文化意蕴”“精神突围的生命哲思”三个维度,结合吴泽顺先生的学术背景与人生选择,对《戊戌诗草》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进行系统阐释,由此探寻新时代文人归隐诗歌的独特价值。

 一、田园书写的审美革新:从“隐逸象征”到“生活本真”

 传统田园诗多以理想化的笔触构建隐逸空间,将田园塑造成远离世俗纷扰的精神净土,其书写往往侧重于意境的营造与情感的寄托,对农耕生活的艰辛与琐碎多有回避。而吴泽顺先生的《戊戌诗草》以“杂事诗”为名,打破了这种理想化的书写传统,将镜头对准乡居生活的原生场景,实现了田园书写从“隐逸象征”到“生活本真”的审美革新。这种革新既体现在题材选择的生活化,也彰显于表现手法的写实性,更蕴含在情感表达的真切性之中,而贯穿其中的,是诗人对日常点滴的细致观察,对生活肌理的精准捕捉。

 (一)题材选择:日常琐事的全景呈现

 《戊戌诗草》彻底摒弃了传统田园诗的题材局限,将乡居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尽数纳入诗中,构成了一幅全景式的海南乡居生活画卷。诗集中的“蜜园农事”系列诗篇,堪称农耕生活的生动实录。诗人不仅描写了“香葱大蒜如亭立,莱菔小青似锦茵”(《数日不见新蔬长势喜人因谢杜总代劳赋得七律一首》,第49页)的作物长势,也记录了“琼岛清明紫日高,施肥浇水弄新苗”(《琼岛清明紫日高》,第83页)的劳作场景;既展现了“竹笠芒鞋锄作杖,晨披晓露夕归堂”(《竹笠芒鞋锄作杖》,第86页)的耕作日常,也倾诉了“春种夏收意气高,蔓多粒少半徒劳”(《春种夏收意气高》,第118页)的耕耘遗憾。

 在他的笔下,种菜、浇田、割韭、摘瓜等农事活动不再是象征性的隐逸符号,而是充满细节的生活实践。“朝采番椒夕摘瓜”(《朝采番椒夕摘瓜》,第107页)的日常劳作,“草丛觅得一瓜归”(《清风拂面柳依依》,第119页)的意外欣喜,这些具体而微的生活片段,让田园诗摆脱了空洞的道德化抒情,获得了鲜活的生活质感。而诗人对自然万物的观察更见精微,“夜半槟榔花破壁,好差落叶伴虫声”(《凯风时雨气丰盈》,第99页),捕捉到夜半槟榔花悄然绽放、落叶与虫鸣相伴的细微景致——花瓣突破包裹的坚韧、落叶飘零的轻柔与虫鸣的婉转交织,将夜的静谧与自然的生机融于笔端,于细微处见生活之美,更暗含着诗人对自然本真状态的珍视,在无人问津的深夜,依然能捕捉到生命绽放的力量;“云龙风虎起雷鸣,卧数甘霖砸树声”(《云龙风虎起雷鸣》,第106页),以精准的笔触记录下雷雨交加时的磅礴景象,“云龙风虎”喻示自然力量的雄浑,而诗人“卧数”的姿态尽显从容,雨滴砸落树梢的“砸”字,既写出雨势的强劲,又透着几分童趣般的静观,将自然景象的动态与诗人的静观体悟完美结合,尽显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感知与不被喧嚣所扰的内心定力;“惠风时雨拂阳台,绕屋杨桃花自开”(《惠风时雨拂阳台》,第112页),聚焦阳台周边的日常景致,和风细雨滋润草木、杨桃花悄然绽放,以近景特写捕捉乡居生活的细微美好,体现对周遭环境的用心体察;“古榕几犬深荫卧,碌碌蚍蜉结伴游”(《古榕几犬深荫卧》,第109页),定格乡村闲适画面,老榕树下犬只静卧、蚂蚁(蚍蜉)结伴爬行,从宏观场景到微观生物,观察层次丰富,尽显乡居生活的宁静与鲜活;“偌大菠萝蜜,依依恋母旁”(《奇花多异果》,第139页),精准捕捉菠萝蜜的生长特征——果实硕大且多依附树干生长,以拟人化的“恋母”形容其生长状态,观察细致且饱含生活情趣,凸显对农事作物的熟悉与关注。

 除了农耕劳作,海南的地域风情与民俗文化也成为诗作的重要题材。“琼岛风情”系列十首中,诗人既描绘了“万泉五指山衔水,夏雨秋风气接天”(《不与公孙辩瘴烟》,第15页)的自然胜景,也记录了“村村灵轸游神乐,户户佳肴劝客酡”(《军坡节》,第26页)的民俗盛况。久温塘冷泉的“野荇生花波潋滟,老榕戏水叶翩跹”(《久温塘冷泉》,第32页),文笔峰的“周遭百里广平川,突兀高标一柱悬”(《文笔峰》,第24页),定安美食的“生鲜杂烩大盘装,炭烤乳猪透秘香。鸡切文昌传粤味,鹅煨赤豆见奇汤”(《定安美食》,第31页),这些诗作以白描手法捕捉海南特有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既展现了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体现了诗人对新生活环境的主动接纳与深情融入。

 (二)表现手法:写实笔触的细腻刻画

 《戊戌诗草》坚持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精准的笔触还原生活本真,同时巧妙融入学术专长,形成了“质朴中见精深,平淡中藏机趣”的艺术风格。作为汉语言文字学家,吴泽顺先生对语言的驾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诗作语言质朴自然却不失锤炼,通俗晓畅又意蕴丰富。

 写蔬菜长势,“芽白疏心为密致,甘蓝阔叶展天真”(《数日不见新蔬长势喜人因谢杜总代劳赋得七律一首》,第49页),以拟人手法赋予寻常菜蔬以鲜活的人格与生命力;写夜雨景象,“长风霍霍穿林过,夔鼓殷殷震耳鸣”(《蜜园观雨》,第30页),巧用叠词摹写风声雷声,声色兼具,气象雄浑;写乡居闲适,“明月清风四季花,蜗庐二酉是吾家”(《明月清风四季花》,第80页),以简淡笔墨勾勒出淡泊自足、清雅自在的生活情致。这种语言风格,既植根于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真切体悟,亦得益于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真正达到了“语淡而味腴,事浅而情深”的艺术境界。

 在写实的基础上,诗人还喜用夸张、比喻、引用等修辞手法,为诗作增添艺术趣味。“锄起除根声霹雳,刀挥斩首响咔嚓”(《夜雨平添催长素》,第19页),以夸张手法强化除草时的力度与气势;“心如古井无涓浍,貌似童山少岫云”(《新贵豪门势焰熏》,第18页),以“古井”比喻内心的澄澈宁静、不受外界纷扰,用“童山”(无草木的秃山)比喻外表的朴素无华,既写出诗人归隐后淡泊自守的精神状态,又以自然物象为喻,让抽象的心境变得具体可感;“辣椒茄子虽终老,一树丝瓜压海棠”(《春种秋收隔海忙》,第123页),化用苏轼“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诗句,既写出丝瓜的长势旺盛,又暗含文人的雅趣幽默。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并未破坏田园书写的写实性,反而让生活场景更具感染力,形成了“本真与灵动兼备,质朴与精巧共生”的审美效果。而诗人的观察与感悟也在写实笔触中自然流露,“不见春花秋水至,一樽只向本心开”(《油然沛雨浡兴哉》,第101页),以简洁的语言道出不执着于外在景致、只坚守内心本真的人生追求——春花秋水代表世俗眼中的美好景致与外在诱惑,而诗人即便不见这些外在繁华,依然能以“一樽”自酌的从容,回归本心的澄澈,将生活观察与精神坚守融为一体,尽显对本真自我的笃定。

 (三)情感表达:多元体验的真实流露

 《戊戌诗草》摒弃了传统田园诗常见的消极避世情怀,呈现出积极入世与淡泊自适相统一的情感基调。诗人并非为了逃避现实而归隐,而是主动选择以田园为精神栖息地,在劳作与创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在观察与感悟中探寻生命本真。诗作中既有“晨兴掘地畦三垄,日落烧畲诗几篇”(《朗气高阳秋正好》,第17页)的充实满足,也有“莫道人生都是梦,一茹一饭最艰辛。锄禾日下汗如雨,遥望唐朝忆李绅”(《莫道人生都是梦》,第78页)的艰辛体悟;既有“有生皆有死,无喜亦无悲”(《春日偶感》,第146页)的豁达超脱,也有“举国争相强国梦,词林盖阙悯农诗”(《兴观群怨歌言志》,第90页)的现实关怀。

 这种情感表达打破了“要么遁世避俗,要么积极入世”的二元对立,展现了新时代文人“以田园为根基,以天下为胸怀,以本心为归依”的精神境界。例如,诗人在描写农耕劳作的艰辛时,并未陷入抱怨与消极,而是从中体悟到生命的本质,以“心远地偏夕日斜,荷锄戴月酒毋赊。庄周送我濠梁梦,不学春风逐落花”(《心远地偏夕日斜》,第95页)的淡泊,接纳世事流转的从容;在抒发对现实社会的忧思时,也未表现出愤世嫉俗的偏激,而是以理性的态度提出警示:“王朝法典成游戏,黑白枭雄乱手撕”(《王朝法典成游戏》,第131页)。而在对自然万物的观察中,诗人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本真的追求,“雨过胶林芳径湿,古村秋色影迟迟”(《雨过胶林芳径湿》,第121页),描摹雨后胶林的静谧景致,林间小径湿润、秋日树影慵懒,既捕捉到海南乡村的自然肌理,也在静景中暗含对时光流转的淡淡感悟,于闲适之中藏生活哲思。这种多元而真实的情感流露,让田园诗的情感内涵更加丰富多元,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位真实、立体,始终坚守本我真我的归隐文人形象。

 二、古今对话的文化意蕴:从“历史回响”到“现实观照”

 作为一位深耕古典文献的学者,吴泽顺先生的诗歌创作始终浸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戊戌诗草》中,历史人物、文献典故与名篇佳句信手拈来,与当下的乡居生活形成巧妙对话,既彰显了诗人的学术积淀,也赋予诗作丰富的文化意蕴。这种古今对话并非简单的典故堆砌,而是以史为镜观照现实,以古喻今表达思考,让诗歌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产生深刻的思想张力,而其核心,始终是诗人以古鉴今、坚守自我精神追求的内在诉求。

 (一)历史人物:精神共鸣的跨时空衔接

 诗人在海南的土地上,与历代流寓岭南的文人雅士形成精神共鸣。苏轼作为被贬海南的文化名人,成为诗作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历史人物。“夏啖荔枝春睡美,惠州老病更儋州”(《苏东坡》,第44页),直接化用苏轼诗句;“东坡若拒北归令,散发安颐儋耳侨”(《古琼州》,第28页),想象苏轼若不归乡的生活场景;“扪腹徐行何所似,东坡大笑不时宜”(《残辉树影弄蔬畦》,第115页),以苏轼的“不合时宜”自况,表达不随波逐流、坚守自我的人生态度。在诗人笔下,苏轼的旷达与坚守成为自我精神的参照,海南的山水风光也因这些历史记忆而更具文化厚度,而诗人对苏轼的追慕,本质上也是对其坚守本心、超脱世俗的精神追求的认同。

 除苏轼外,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历史文化名人皆在诗中登场。“刑宫辱祖恨蹉跎,无韵离骚血泪多”(《司马迁》,第33页),咏叹司马迁忍辱负重著《史记》的坚韧,敬佩其坚守理想、成就自我的精神;“儒生冠幸高皇溺,太白诗呈贵妇歌”(《司马迁》,第33页),借刘邦与李白的典故,反思文人在权力面前的尴尬处境,更坚定了自身远离尘嚣、坚守本心的选择;“把盏长吟思子美,临风却愧望南山”(《禾麻菽麦农夫汗》,第88页),将杜甫的忧民情怀与陶渊明的隐逸之志并置,展现复杂的精神追求,既心怀天下,又坚守自我。这些历史人物的引入,让乡居生活的书写超越了个体经验的局限,与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形成深度衔接,使诗作具有厚重的历史纵深感,也让诗人的自我追求在历史的回响中更加坚定。

 此外,诗人还对海南历史上的先贤名士多有咏叹。“冼英香火延千祀,海瑞清名愧万员”(《琼岛》,第38页),赞颂冼夫人与海瑞的清廉正直、护境安民之功;“太祖御批归北土,赵谦自荐育才贤”(《琼岛》,第38页),既赞美明太祖朱元璋将海南纳入中原文明正统的远见,又缅怀明初儒学家赵谦赴琼兴学、开启文风、培育人才的开拓之功。这些诗作不仅展现了海南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更表达了诗人对先贤名士坚守操守、造福一方的敬仰之情,实现了个人精神与地域文化的跨时空对话,而这种敬仰,也成为诗人坚守本真、追求自我价值的重要精神支撑。

 (二)典籍典故: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

 吴泽顺先生深耕音韵训诂学多年,对经典名作了然于胸,这些经典在诗作中不是生硬的引用,而是与生活场景融为一体的创造性表达,既彰显文化底蕴,又服务于诗人对本真自我的表达与追求。“心远地偏夕日斜,荷锄戴月酒毋赊”(《心远地偏夕日斜》,第95页),化用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诗句,将隐逸情怀与农耕生活结合,道出内心远离尘嚣、坚守本真的状态;“清平乐土追天问,万古长空雨后云。却喜桑麻生垄亩,梅开二度正缤纷”(《清平乐土追天问》,第92页),借用禅宗典故与民间俗语,表达人生新阶段的生命感悟,在田园生活中寻得新的自我价值;“兴观群怨歌言志,七月黍离王道迟”(《兴观群怨歌言志》,第90页),化用《论语》与《诗经》名句,既点明诗歌的社会功能,又暗含对现实的忧思,即便身处田园,仍坚守文人的责任与本心。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典故的运用常常带有自我调侃与反思的意味,在典故的化用中完成自我身份的重构与本心的确认。“且把儒冠蹴鞠忙,无怀野老葛天郎”(《且把儒冠蹴鞠忙》,第13页)中,“儒冠”代指文人身份,“蹴鞠”则是乡居的闲适活动,一雅一俗形成鲜明对比,展现诗人告别书斋后的心态转变,坦然接纳新的生活状态,坚守内心的自在;“不与公孙辩瘴烟,浪游耕读伴流年”(《不与公孙辩瘴烟》,第15页),借用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典故,表达不再纠结于学术论辩的胜负,而是在田园劳作中获得内心的平静,坚守简单本真的生活;“须弥芥子唯心识,还唱济颠破帽歌”(《一梦黄粱二梦柯》,第2页),融合佛教典故与民间传说,体现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不执着于外在的功名利禄,只坚守内心的澄明。这些典故的运用,既展现了深厚的文化素养,又让诗歌充满理趣与机锋,实现了“学术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更让诗人的自我追求在文化的根基中更加坚实。

 诗人对典籍的创造性转化还体现在对经典意象的重构上。“南亩”“东篱”“南山”等传统田园诗的经典意象,在诗作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诗人坚守本真、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象征。“野村承日照,南亩一时新”(《己亥元日感怀》,第73页)中的“南亩”,不再是单纯的隐逸符号,而是诗人实现自我价值、坚守生活本真的精神家园;“把盏长吟思子美,临风却愧望南山”(《禾麻菽麦农夫汗》,第88页)中的“南山”,既承载着对陶渊明隐逸之志的敬仰,也暗含着对自身未能完全超脱世俗的反思,更激励着诗人不断向本心靠拢,坚守自我。这种对经典意象的重构,让传统与现代形成巧妙对话,赋予诗作丰富的文化层次感,也让诗人的自我追求更具时代意义。

 (三)现实观照:以古喻今的理性思考

 诗人并非沉浸于历史的怀旧之中,而是以历史为参照,对当下社会进行理性审视,在现实观照中更加坚定坚守本心、追求本真的选择。“新贵豪门势焰熏,红颜黑马乱纷纷”(《新贵豪门势焰熏》,第18页),批判当下社会的浮躁风气,更凸显自身淡泊宁静的坚守;“王朝法典成游戏,黑白枭雄乱手撕”(《王朝法典成游戏》,第131页),直指现实中的不公现象,更坚定自身清廉自守的本心;“举国争相强国梦,词林盖阙悯农诗”(《兴观群怨歌言志》,第90页),反思时代发展中对民生的忽视,更坚守自身心怀天下、关注本真生活的追求。这些批判并非尖刻的指责,而是饱含忧思的警示,体现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也与诗人坚守本真、追求自我价值的精神内核相辅相成。

 同时,诗人也在古今对照中探寻精神出路,找到坚守本心、实现自我的现实路径。“且把儒冠蹴鞠忙,无怀野老葛天郎”(《且把儒冠蹴鞠忙》,第13页),向往上古时代的淳朴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中坚守内心的宁静,以简单的生活实现自我;“心如古井无涓浍,貌似童山少岫云”(《新贵豪门势焰熏》,第18页),以古井比喻内心的澄澈,在田园生活中实现精神的突围,坚守本真的自我;“春风不悔年年误,从此花开为己芬”(《新贵豪门势焰熏》,第18页),表达在时代变迁中坚守自我、专注当下的人生态度,不为外界所扰,只为本心绽放。

 这种古今对照的现实观照,在节日感怀类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细雨春风催客回,几人犹记介之推。清明面北遥相祭,把酒朝天酌一杯。”(《清明》,第126页)在清明时节的祭祀中,既表达了对祖先的缅怀,也暗含着对现代社会人情淡漠的反思,更坚守自身重情重义、本真质朴的品格;“蜜园九里屋前开,端午暖阳照榭台。忽忆汨罗山水在,年年静候故人来。”(《端午一》,第127页)在端午佳节的氛围中,将对屈原的敬仰与对当下文化传承的思考融为一体,坚守对经典文化的敬畏与对自我精神的追求。这些诗作以古为镜,观照现实,让历史与现实形成深度对话,赋予诗作深刻的现实意义,也让诗人的自我追求在现实的观照中更具价值。

 三、精神突围的生命哲思: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

 吴泽顺先生的退休归隐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一场主动的精神突围。从“庙堂之高”的大学院长到“江湖之远”的乡居农夫,身份的转变背后是人生价值的重新定位与生命意义的深度探寻。《戊戌诗草》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这一精神转变的过程,其中蕴含的生命哲思,既源于对个体人生的反思,也指向对普遍人性的追问;既来自对田园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也源于对本我真我的执着追求,为当代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启示。

 (一)身份转型:从“学者”到“农夫”的自我和解

 不留恋院长职务、欣然告别学术殿堂,选择提前退休、归隐海南,对吴泽顺先生而言,不仅是生活场景的转换,更是身份认同的重构,而这一重构的过程,本质上是不断回归本我、与自我和解的过程。在《戊戌诗草》中,诗人清晰地展现了从“学者”到“农夫”的身份转型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放下外在标签、回归本真自我的心理历程。“一去湘江隔海程,琼乡碧壤气尤清。离群懒会亲疏态,慎独凭添好恶情。雨打芭蕉思旧客,风来椰树发高声。天涯不觉家山远,更待千山万水行。”(《一去湘江隔海程》,第1页)记录了离开故里湖南、奔赴边陲海南的地理迁徙,也象征着与过去的身份标签告别,向着本真自我出发;“南漂荒外一微尘,欲觅轻云暂寄身。黄竹蜜园非隐市,红花绿树总迎宾。偶闻鸡犬鸣芳径,时过田畴遇旧邻。七闽秦人无魏晋,清埃碧水草茵茵。”(《南漂荒外一微尘》,第5页)表达了初到异乡的漂泊感与对新身份的试探,更流露着寻找精神归依、回归本心的渴望;“寓岛经年种晚霞,蜜园春草夏时花。门前不尽先生柳,圃后还栽西域瓜。午过微风宜养气,风来快意好烹茶。海天明月升秋雾,椰送清香入碧纱。”(《寓岛经年种晚霞》,第3页)则展现了融入乡居生活后的从容与自适,已然放下外在的身份束缚,享受本真的生活,与自我达成和解。

 这种身份转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夹杂着对过往的回望与对当下的确认,而每一次回望与确认,都是对本真自我的进一步坚守。“一梦黄粱二梦柯,时蔬村酿意如何。高楼明镜青丝少,王谢堂前新燕多。宝马风驰声若虎,漫溲鞋湿手同魔。须弥芥子唯心识,还唱济颠破帽歌。”(《一梦黄粱二梦柯》,第2页)诗歌以“黄粱梦”“南柯梦”的典故,反思过往的功名利禄,认清外在虚名的虚幻,更以“时蔬村酿意如何”的反问,将目光从官场虚名转向乡居实景,在简单的饮食起居中探寻生活本真。“高楼明镜青丝少”暗合岁月流逝中对过往职场生涯的回望,青丝渐少的感慨里,藏着对追名逐利岁月的疏离;“王谢堂前新燕多”化用刘禹锡《乌衣巷》典故,昔日名门望族的繁华已成过往,正如自己曾经的学术头衔与社会地位,皆非永恒归宿。后两联以“宝马风驰”的喧嚣与“漫溲鞋湿”的窘迫形成对比,既调侃了世俗追逐的浮华,又以“须弥芥子唯心识”的禅理点悟,说明大小、虚实皆由心定,最终以“还唱济颠破帽歌”表达超脱世俗、坚守本心的豁达,愈发坚定回归本真生活的选择。“且把儒冠蹴鞠忙,无怀野老葛天郎。桑麻竞长余心乐,花草纷披玉露香。也学先人雩帝雨,时惊宿鸟扑熹光。离家卌载迷途客,归去来兮是本乡。”(《且把儒冠蹴鞠忙》,第13页)“儒冠”代指昔日文人学者的身份标签,诗人以“蹴鞠忙”的闲适举动,宣告与过往书斋生活、官场应酬的告别,向往“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的上古淳朴状态,彰显挣脱身份束缚的自在。“桑麻竞长余心乐,花草纷披玉露香”勾勒出乡居生活的鲜活图景,农作物的蓬勃生长与花草的清芬,让诗人在农耕实践中获得内心的充盈与喜悦,这是告别外在光环后,回归生活本真的真切幸福感。后两联既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对田园的归属感,“时惊宿鸟扑熹光”暗喻在乡居生活中重获心灵觉醒的惊喜,又以“离家卌载迷途客”回望过往,明确传递出放下身份枷锁、拥抱本真自我的坚定追求。

 在“学者”与“农夫”的身份切换中,诗人逐渐实现了自我和解,这种和解,是对本真自我的最终确认与坚守:“不与公孙辩瘴烟,浪游耕读伴流年”(《不与公孙辩瘴烟》,第15页),不再执着于学术论辩的胜负,而是在田园劳作中获得内心的平静,坚守本真的生活状态;“有生皆有死,无喜亦无悲”(《春日偶感》,第146页),超越了身份变迁带来的焦虑,达到了豁达超脱的人生境界,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坚守内心的澄明。这种自我和解,不仅是个人心态的转变,更是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认知——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身份标签,而在于内心的充实与安宁,在于对本真自我的坚守与实现。

 (二)劳作实践:从“书斋”到“田垄”的生命觉醒

 农耕劳作不仅是诗人乡居生活的主要内容,更是其生命觉醒的重要途径,而这种觉醒,源于劳作中的观察与体验,最终指向对本真生命的认知与追求。在《戊戌诗草》中,劳作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认识自我、体悟生命的方式,是回归本真、实现生命价值的路径。“晨兴掘地畦三垄,日落烧畲诗几篇。”(《朗气高阳秋正好》,第17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让诗人重新建立起与自然的联结,远离书斋的纷扰,感受最本真的生命律动;“莫道人生都是梦,一茹一饭最艰辛。锄禾日下汗如雨,遥望唐朝忆李绅。”(《莫道人生都是梦》,第78页)通过对饮食之源的追溯,诗人认识到生命的本质在于脚踏实地的付出,体会到最本真的生活滋味,对生命的理解更加深刻;在辛勤劳作中,诗人真切体会到农夫的艰辛,对“粒粒皆辛苦”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也更加珍惜当下的本真生活。

 劳作带来的虽有身体的疲惫,但更有精神的充实与觉醒,这种觉醒,是对生命本质的通透认知,是对本真自我的坚定把握。“园蔬恨不堪虫豸,恶草殊难去垄涯。”(《夜雨平添催长素》,第19页)面对作物遭虫害、恶草难剔除的困境,诗人体会到生命在自然考验中的脆弱与坚韧,更懂得在困境中坚守本心、迎难而上的意义;“绵绵茶垄成新绿,磊磊果枝伐远扬。春日载阳宜耒耜,螮蝀其雨化柔桑。”(《绵绵茶垄成新绿》,第76页)诗人以茶垄叠翠、果枝壮硕的鲜活图景,尽显作物生长的蓬勃生机与自然造化的精妙,在自然的生长规律中体悟生命的力量,更加坚定顺应本心、自然生长的人生态度;“清风拂面柳依依,漫看闲云逐夕晖。园圃经行如旧友,草丛觅得一瓜归。”(《清风拂面柳依依》,第119页)在农耕劳作的动静交替与田园景致的静观体悟中,诗人摒弃杂念、沉淀心性,实现了从世事纷扰到内心澄明的修炼与升华,真正回归到本真的自我状态。

 这种在劳作中获得的生命觉醒,让诗人摆脱了书斋生活的局限,对生命本质有了更为真切的认知:“知秋原有意,格物本无常。”(《冬日落叶即景》,第71页)诗句以落叶荣枯的自然规律,暗喻生命起落的本质,与劳作中体会的“春种秋收”规律相呼应,懂得以平常心看待生命的变化,坚守内心的本真。在自然的循环与劳作的规律中,诗人找到了内心的安宁与平衡,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追求虚无缥缈的功名利禄,而在于把握当下、珍惜眼前的生活,在于坚守本真、实现自我。这种生命觉醒,为当代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只有回归自然、专注实践,才能真正体悟生命的本质,找到本真的自我。

 (三)坚守本心:从“浮躁”到“沉静”的精神守望

 归隐田园并非意味着与世隔绝,而是在喧嚣的时代中坚守内心的本真,这是《戊戌诗草》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也是诗人生命哲思的核心所在。这种坚守,以“不依附外在、不盲从世俗、忠于内心”为核心要义,既体现在直抒胸臆的告白中,也暗藏于自然景致的描摹里,更彰显于多元诗作的直白表达中,构成了诗人从“浮躁”到“沉静”的完整精神守望。

 “不见春花秋水至,一樽只向本心开”(《油然沛雨浡兴哉》,第101页)一句,堪称这种坚守的精神宣言。“春花秋水”是世人追捧的外在美好与世俗认可,而诗人早已跳出对这些外在加持的执着,以“一樽自酌”的从容姿态,让本心如花朵般纯粹绽放。这种坚守无关外界的得失毁誉,纯粹为忠于内心而活,恰是对“本我真我”最直接的诠释——不依赖学术头衔、社会地位等外在标签定义自我,不被世俗的成功标准裹挟,只以内心的真实诉求为归依。

 在自然景致的描摹中,诗人的本心坚守更显通透,自然万物成为其精神追求的隐喻载体。“夜半槟榔花破壁,好差落叶伴虫声”(《凯风时雨气丰盈》,第99页)中,槟榔花在夜半无人知晓时“破壁”绽放,不迎合白日的喧嚣,不寻求他人的赞赏,只为顺应自身的生长节律。这恰如诗人远离官场、名利场后的选择:不再追逐外在光环,而是在乡居生活中默默坚守精神追求,于无人问津处依然保持生命的本真与活力;“云龙风虎起雷鸣,卧数甘霖砸树声”(《云龙风虎起雷鸣》,第106页)则呈现了另一种坚守姿态,面对雷雨交加的磅礴气势,世人或许惶恐躁动,诗人却以“卧数”的从容静观其变。雨滴砸树的喧嚣与内心的沉静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不被外界环境左右的定力——这种定力正源于对本心的笃定,无论外界是风雨如晦还是风和日丽,始终能守住内心的澄澈与安宁,不随波逐流,不被世俗浮躁干扰。

 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坚守并非固执封闭,而是在开放包容中的笃定,是在接纳生活、融入自然后的自我坚守,让本真的自我在生活滋养中更加丰盈。“七闽秦人无魏晋,清埃碧水草茵茵”(《南漂荒外一微尘》,第5页),在接纳不同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同时,始终保持内心的清醒与坚定,坚守本真的自我;“却喜桑麻生垄亩,梅开二度正缤纷”(《清平乐土追天问》,第92页),在人生的新阶段,依然坚守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理想的追求,让本真的自我在田园生活中绽放新的光彩。

 此外,诗人还以多首诗作直白传递对本我真我的执着追求,形成层次丰富的精神表达:“业障红尘覆本真,名山事业费精神。落花流水随春去,自做浮陀自做人。”(《业障红尘覆本真》,第75页)诗中的“浮陀”象征精神层面的信仰与超脱,“做人”指向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坚守,二者结合既体现诗人不依附世俗标准、不盲从他人价值观的独立人格,也彰显其在精神追求与现实生活中保持自我一致性的坚定,乡居生活中,他摆脱过往身份束缚,不刻意迎合世俗期待,以自己的方式耕耘、创作、生活,真正做到精神与行为的统一;“春籽夏花不负心,红灯万盏挂椒林。何由丽质群芳妒,一任风伤恶雨侵。”(《春籽夏花不负心》,第116页)此诗以辣椒的“丽质”喻自身本真品性与价值,“群芳妒”“风伤恶雨侵”象征世俗非议、排挤与生活困境,诗句展现诗人不因外界负面评价或艰难境遇而改变本真的坚定态度,即便面临误解与挑战,依然坚守自我品性与追求,不妥协、不迎合,彰显执着于本我真我的顽强精神;“红尘白驹几参差,南北珍馐五觉迟。游子衣裳慈母线,人间至味少年时。”(《红尘白驹几参差》,第117页)诗中的“白驹过隙”喻时光飞逝,世事变迁中人事参差,诗人却始终眷恋“少年时”的纯粹与本真,视之为“人间至味”,暗含对世俗浮华的疏离与对本真初心的珍视,岁月流转中,他未被红尘琐事磨平棱角,坚守少年时的真诚纯粹,在乡居生活中回归最本真的生命状态;“四时呈倒转,短恤替冬装。海阔天高远,花丛漫野乡。”(《四时呈倒转》,第131页)诗以海南“四季如夏、短衫代冬装”的独特气候为切入点,打破常规四季更替的认知,引申出对生命规律的通透体悟——自然有其自身节律,人生亦有固有轨迹,不必执着于外在境遇的顺逆,正如海南的草木不因无冬而失生机,始终在适宜的环境中自在生长——这恰是诗人的人生态度:不刻意追求世俗意义上的盛衰荣辱,而是顺应本心与生活规律,在乡居岁月中从容展现生命本色,以通透心态面对身份变迁与生活琐事,彰显对本真自我的深刻认知与坚守。

 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坚守本心,让诗人在喧嚣的时代中始终保持内心的沉静,也为当代人提供了精神榜样——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唯有坚守本心、不忘初心,不向外求索认可,只向内笃定自我,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行稳致远,真正找到本真的自我,实现生命的价值。

 结语

 吴泽顺先生的《戊戌诗草》以乡居杂事为骨,以古今文化为脉,以生命哲思为魂,更以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为眼,以对生命的深沉感悟为核,以对本我真我的执着追求为根,构建了一部新时代文人的精神史诗。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吴泽顺先生选择提前退休归隐,这一选择本身就具有别样的示范意义——它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生命本真的追寻;不是对责任的放弃,而是对价值的重估;不是对外在身份的否定,而是对本我真我的坚守。在《戊戌诗草》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当代文人在田园生活中实现的三重超越:超越了功名利禄的诱惑,获得了精神的自由;超越了书斋学术的局限,获得了生活的本真;超越了个体经验的狭隘,获得了心灵的开阔。而贯穿这三重超越的,是诗人始终不变的,对生活本真的观察与体味,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与探寻,对本我真我的坚守与追求。

 《戊戌诗草》的艺术成就同样值得瞩目。在题材上,它打破了传统田园诗的理想化书写,将农耕劳作、民俗风情、日常琐事等纳入创作视野,更以精微的观察捕捉自然万物的细微变化,让田园诗回归生活本真;在表达上,它将深厚的学术素养与质朴的生活体验完美融合,典故的巧妙化用与白话的自然融入相得益彰,形成了“雅而不涩,浅而不俗”的语言风格,更将生活观察、生命感悟与本心坚守自然融入诗句,让诗歌既有生活温度,又有精神厚度;在情感上,它摒弃了消极避世的隐逸情怀,呈现出积极入世与淡泊自适相统一的情感基调,更饱含着对本真自我的执着追求,赋予田园诗新的时代内涵。

 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戊戌诗草》的价值不仅在于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清新质朴的海南乡居画卷,更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精神参照——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保持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体味生活本真;如何在功利化的社会中进行深度的生命感悟,探寻生命意义;如何在身份变迁与世事纷扰中坚守本心,追求本我真我。吴泽顺先生以其诗歌创作和田园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远离尘嚣,而在于内心的澄澈;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懂得珍惜;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标签,而在于内心的坚守,在于对本真自我的实现。

 《戊戌诗草》是吴泽顺先生归隐生活的开篇之作,也是他人生新阶段的精神宣言。这部诗集让我们看到,传统的隐逸文化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人的精神追求在田园生活中依然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而对本我真我的追求,更是跨越时空的永恒主题。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吴泽顺先生还会在海南的田垄间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诗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我们带来更多关于生活、关于生命、关于精神追求的深刻启示。而《戊戌诗草》作为一部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诗集,必将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持续为读者提供精神的滋养与心灵的慰藉,激励着更多人在喧嚣的时代中,坚守本心,追求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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