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城市区向西，沿341国道行驶约莫三十分钟，便进入了贾悦镇的地界。时值深秋，路两旁无垠的平原上，玉米已收割完毕，露出黝黑的土地。天空高远，几缕白云如同谁人随手抛出的银线，挂在湛蓝的天幕上。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名叫曹家沟的村子——诸城柳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孙培金老师的老家。

 车子拐下国道，驶入乡间小路。路渐窄，景却愈发明朗起来。贾悦这片土地，是诸城西部的“平原之心”，历史上便是古驿道的重要节点，商贾往来，文化交融。与南部山区的层峦叠翠、以林为生不同，这里沟河纵横，土地平阔肥沃。老辈人说，此地“南与五莲接壤，西与莒县、沂水为邻；北与安丘交界”，是个“鸡鸣闻四县”的所在。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兼容并蓄的文化性格：既有平原农耕的踏实厚重，又有驿道口带来的开放与灵巧。

 曹家沟村便静卧在这片沃野上。村子不大，约150户人家，近五百口人。南高北低的地势，让整个村落像是斜倚在大地母亲的臂弯里。温暖的季风年复一年吹过，带来适中的雨量，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壤。未进村，先见河——闫家河如一条温润的玉带，从村旁蜿蜒而过。河水不急，映着秋日的光，波光粼粼。河岸上，一丛丛、一行行特殊的植物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蜡条，枝条修长柔韧，在风中轻轻摇曳；间或有几株荆条，叶子已染上些许秋红；远处，一片片紫穗槐（当地称棉槐条子）依然保持着深绿。这些看似寻常的灌木，正是曹家沟，乃至整个诸城西部编织技艺绵延数百年的物质基石。

 孙老师的家，就在村中间。一个整洁的农家院落，门前几株老树，枝叶婆娑。推开虚掩的院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农具粮囤，而是满院子的“条”与“编”。一捆捆经过浸泡、去皮、晾晒的蜡条、柳条，依墙而立，散发着植物特有的清甜气息。檐下、厢房里，陈列着大大小小的编织品：精巧的提篮、圆润的笸箩、敦实的粪篓、花纹别致的席子，还有小孩子坐的草墩、妇女做针线用的针线菠萁……林林总总，仿佛一个微型的农耕文明生活博物馆。而这一切作品的创造者——孙培金老师，正坐在院中的阳光里，手中几根白蜡条如银蛇般舞动，指尖翻飞间，一个篮子的雏形已悄然显现。

 孙老师年过耳顺，但精神矍铄，眼神清澈而专注。见我来，他并未立刻停手，而是温和地说：“稍坐，这一梭子到头就好。”语气平实，却自有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这便是人们口中那位“为人谦卑，做人厚道，具有长者风范”的孙老师了。退休前，他是一位辛勤耕耘的园丁；退休后，他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另一项“教育”事业——柳编技艺的传承与传播。

 “我们曹家沟的编织，说起来话就长了。”待手头一段活计告一段落，孙老沏上一壶茶，打开了话匣子。他的讲述，从脚下这片土地开始。“听祖辈们讲，明朝洪武年间，编织业在咱村就已经有了。到了清朝，咱这一片，闫家河两岸的村子，像解家庄、程家庄子、孙家庄、谢家庄，几乎村村都有编织队伍。”他的手向窗外一挥，仿佛划过了历史的烟云。

 那时节，每个村都有自己的“蜡条行”——专门种植和管理蜡条、柳条、棉槐条等原料的基地。原料就地取材，专人管理，集中采收，再分到各家各户或编织组进行加工。作品大多是生产生活必需品：生产队里运粮载物的大箩筐、拾粪用的粪篓；农家日常的大小提篮、盛放食物的笸箩、铺炕的苇席、遮雨的苇笠、纳凉用的蒲扇；还有给孩子们编的小筐、小灯笼等玩意儿。原料也无非是这河滩地上自生的蜡条、柳条、芦苇、高粱秆和蒲草。“那时候，手艺是换粮吃、换钱花的营生。”孙老师说，“手巧的人，在十里八乡都受人敬重，这叫‘面子营生’。”

 他的记忆回到了1966年的冬天。“我是那年十一月，跟着爷爷和父亲，在村里的编织队开始学的。”那时他四五岁，冬天的地窨子（一种半地下的编织作坊）里，阴冷潮湿，但却是编席的绝佳环境——湿度能让高粱秸（当地称“梁桅子”）保持柔韧。他描述的场景极具画面感：“秋后庄稼拾掇完了，一捆捆红高粱秸，码在地窨子后边，一是挡风，二是用着方便。大地窨子长五六米，宽三四米，人猫在里面，一干就是一冬。”心灵手巧的师傅能编出带精美花纹的“花席”，甚至编结婚用的、图案对称的“对席”。“有的学徒两三年，编出的席子还不方正，甚至‘漏水’。好的炕席，倒上水都不漏。所以老话讲，‘拙笨的人吃不了这碗饭’。”言谈间，他对技艺的敬畏之情溢于言表。

 聊起诸城西部这独特的“编织文化带”，孙老师的见解深刻而生动。他比较了西部平原与南部山区的不同：“咱贾悦这边，是平原，地肥水美，老辈以农耕和商贸为主。你看这柳编、草编，原料是河边长的，产品多是家里用的、地里干的、集上卖的，实在、耐用。往南进了山，像桃林那边，山多林密，人的生活围着山转，手艺活可能就更偏向细木匠、石匠，用木头、石头做东西。”他顿了顿，接着说：“但这不管平原还是山地，咱诸城人骨子里都有舜老祖宗传下来的那股劲儿——‘孝德仁爱’，敬天惜物，用自己的双手，把身边的材料变成有用的东西，把日子过得踏实、和美。”

 舜帝“耕于历山，陶于河滨”的古老精神，似乎在这片土地的烟火气里得到了最朴素的延续。上至阳春白雪的诸城古琴（斫琴技艺），下至下里巴人的柳编、草编，无不是顺应自然、巧用天工、服务生活的智慧结晶。孙老师说，过去农村，从存储粮食的大囤子、小囤子，到晾晒食物的菠萁，从坐卧的蒲团、草墩，到耕作用的耢条、粪筐，“几乎达到了无所不能编的程度”。这些编织物，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缝隙，维系着家庭的运转，承载着岁月的记忆。

 为了更真切地感受这份技艺与土地的联结，孙老师提议带我去闫家河边走走。闫家河是贾悦一条普通的河，河水青青，滋养了两岸万物。漫步河边，孙老师如数家珍地为我指点：“看，那是旱柳，枝条软，适合编些精细的玩意儿；那一丛是紫穗槐，我们叫棉槐条子，耐盐碱，枝条匀称，编出的筐篓特别结实；那是白蜡条，质地坚韧有弹性，编抬筐、粪篓最好不过；还有荆条，长得慢，但性子韧，编小篓子、杂物筐，经年不坏……”

 他俯身抚摸着一丛蜡条的枝条，动作轻柔，像对待老友。“这些树啊条啊，都是大自然给咱的馈赠。老一辈人就知道，什么时候割条最好（通常在白露前后），怎么浸泡、去皮、晾晒，不同的物件用哪种条、用什么编法，都有讲究。这不是手艺，这是人和自然打交道的方式，是学问。”他的话，让我想起《考工记》里的古训：“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诸城的柳编，不正是这“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完美结合的活态体现吗？

 然而，时代的浪潮终究改变了生活的岸线。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塑料、金属制品大量替代了传统的柳编、草编日用品。村里的编织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陆续解散，曾经户户熟悉的“唰唰”编条声，渐渐沉寂。许多精巧的技艺，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危机。

 “东西没人用了，手艺是不是就没用了？”我问出了这个沉重的问题。

 孙老师没有直接回答，他领我回到院子，指着一排造型新颖、色彩雅致的编织品说：“你看这些，果篮、灯罩、装饰摆件、时尚提包。它们不再仅仅是‘用具’，而是‘工艺品’、‘艺术品’了。”他的眼中闪着光，“手艺的核心没变，还是那双手，还是那些条，但心思变了。我们要编的，是现代人觉得美、需要的东西。”

 退休后的孙培金，比在职时还要忙碌。他系统地整理柳编的历史、技法、纹样；走进中小学校、社区课堂，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编第一个小篮；在非遗大集、非遗展览上现场展示；接待着一批又一批前来调研、学习的学者和爱好者。他编撰教材，录制视频，不厌其烦地讲解、示范。他说：“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不能断在咱手里。舜帝教化百姓，重德重行。我这手艺，也算一种‘行’吧。能让更多人知道、喜欢，甚至学会，把它传下去，我心里就踏实。”

 他的努力，正慢慢结出果实。在诸城市举办的“非遗赶大集”活动中，孙老师的柳编摊位前总是围满了人。大人孩子好奇地触摸着那些光滑的条子，尝试着简单的编织动作。那些充满设计感的柳编工艺品，也通过网络，走进了城市人的客厅、书房，成为一种连接城乡、对话古今的文化符号。古老的技艺，在新的时代找到了“装饰生活、装点心灵”的崭新价值。

 临别时，孙老师送我一个小巧的柳编笔筒，纹路细腻，造型古朴。“一点小手艺，带着咱诸城泥土的气息。”他笑着说，笑容里满是谦和与真诚。

 驱车离开曹家沟，回望夕阳下安静的村落，闫家河水依旧缓缓流淌，岸边的蜡条丛在晚风中沙沙作响。我忽然深切地体会到，所谓“纵横诸城舜德文化”，并非虚无缥缈的概念。它就藏在孙培金这样普通传承人的指尖，藏在每一根被温柔对待的柳条里，藏在对过往技艺的敬畏与对未来生活的创造之中。它是由厚德承载、由巧手编织的，一种坚韧、务实、创新、向美的生活哲学。

 这哲学，如同潍河之水，生生不息；如同舜帝之德，绵延不绝。在诸城这片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上一代人的手温，正通过一条条柔韧的柳枝，悄然传递到下一代人的手中。文明，便在这无声的传递间，完成了它最动人的传承（陈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