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还看见来着。”老伴说着，眼眶红了。我们俩的身份证同时不见，这事儿透着蹊跷。

 临时起意去外地看同学——说走就走的冲动，在这个年纪格外珍贵，也格外折腾。可没身份证，高铁票都买不了。

 打电话给儿子。他在那头说：“爸，公安局西侧的服务大厅就能办。服务大厅比想象中暖和。推开门，暖气裹着种柔和的气息扑面而来。因为是下午，大厅里很安静，只有键盘敲击声和低低的说话声。 说明来意，穿警服的姑娘指了指东侧：“自助照相间在那儿。”

 自助。我心里打了个鼓。和老伴对视一眼，彼此眼里都是同样的担忧——冰冷的机器，复杂的操作，还有可能拍得很难看的照片。到了这个年纪，每一次拍照都像在和时间较劲，总想留下些体面。

 正凑在说明牌前研究，一个身影走了过来。“叔，阿姨，我来帮你们吧。”

 是个高个子女警，警服挺括，她看了看我身上的外套：“叔，把外套脱了吧，里面红毛衣好看，显精神。”

 我脱下外套。这件红毛衣是儿媳妇去年买的，我总觉得太艳，一直没怎么穿。坐下来，面对镜头，我突然紧张起来。上一次拍证件照是什么时候？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前？

 “头稍微往左一点。”女警的声音很轻，像在哄孩子，“对，就这样。低一点，眼睛看着镜头，睁大一点。”她的手伸过来，很自然地帮我理了理头发。那一瞬间，我被感动了。

 一次，再来一次，闪光灯亮了五次。“来，咱们选一张。”女警弯着腰，和我一起看屏幕。她指着第四张：“这张最好，眼神亮，显得精神。”

 轮到老伴时，问题出在毛衣领子上。她那件毛衣领子有些高，遮住了脖子。女警仔细看了看，忽然笑了：“阿姨，您领子上沾了几根头发。”她凑近，手指轻轻地、一根一根地把那些几乎看不见的头发摘下来。老伴僵着身子不敢动，我看见她的眼眶开始发红。

 “好了，现在完美了。”女警退后两步，像画家审视自己的作品，“阿姨笑一笑，对，就这样。”闪光灯再次亮起时，老伴的笑容里有种特别的光彩。

 从进大厅到所有手续办完，只用了五六分钟。回家的路上，车里很安静。我开着车，老伴看着窗外。“那群众姑娘……”老伴忽然开口，然后，笑了。

 我点点头。我知道她为什么眼睛湿润——不仅仅是因为被温柔对待，更是因为在这个冬日的下午，在原本可能充满焦虑的时刻，我们被一种超越职责的善意接住了。那不是同情，不是敷衍，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想把别人照顾好的心意。

 想起明清那些世家大族的家训里，化作了诸城公安局服务大厅里一群女警真情的流露。在这座被称为“舜帝故里”的小城里，在那些厚重的历史层层堆积的土壤上，生长着如此鲜活的、带着体温的当下？

 我想起女警帮我整理头发时，瞥见了她胸前的警号。那些数字我会忘记，但那个弯腰的姿势不会忘记——那不是公务性的弯腰，而是像女儿一样的自然而然的亲近。

 时间的长河里，总有些东西没有变。那种想把事情做好的心，那种看见别人需要就伸手的习惯，那种让陌生人也能感受到的、属于君子的温度。

 老伴已经下车了，站在车边等我。我最后看了一眼手机——下午四点十分。这个冬日的下午，因为我们自己的糊涂开始，却因为一个陌生人的细心，变成了记忆里一个温暖的切片。

 我会记得闪光灯亮起时女警说“叔，笑一笑”，记得老伴眼里的泪光，记得从进服务大厅到离开只用了五六分钟却仿佛经历了很长的感动，那是冬月里的一抹春色。

 今天，当我在温暖的屋里写下这些时，忽然明白了——文化传承，从来不只是史书上的大事记。它是虞舜“明德惟馨”的教诲，在四千年后化作一群女警温声细语的提醒；是东夷文化沉淀为普通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故密州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日常践行，是被无数双温暖的手抚摸过的土地，依然生长着最美好的东西。（陈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