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在“十四五”规划实施中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宋才发

“十四五”规划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动，美国政府不断恶意甩锅、对中国蓄意栽赃陷害的情势下，于2021年3月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付诸实施的。实事求是地说，2021年对于“十四五”规划如何落地实施?如何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到“十四五”结束时能否圆满收官?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可预测的变数，人们在心理上也存在着诸多焦躁和疑惑。2021年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布局的结构性调整，对经济体制机制进行全面改革，“全年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2022年是全面落实和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2年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十四五”规划是确保经济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遵循

五年规划是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五年规划”在计划经济年代称之为“五年计划”，核心要义是对未来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制度性安排。从严格地意义上讲，“五年规划”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中长期规划，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本质，就是勾勒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任何一个成功的“五年规划”的制定，须臾离不开党对发展规律和国情实际的正确分析判断，须臾离不开以科学正确的发展理念做指导。“五年规划”是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中央政府拟制、全国人大通过“五年规划”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确保未来五年行稳致远、科学发展的理论创新过程，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民主过程。在我国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共制定和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其中，从“一五”到“五五”计划，都是突出“超英赶美”，以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略重点”的发展计划。从“六五”到“八五”计划，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从“九五”到“十二五”规划，是突出“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发展理念，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规划。从“十三五”到“十四五”规划，突出强调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两个“五年规划”既深刻地包含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也藴藏着深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经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1]。这五个坚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升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党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内生发展，是“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和突出特点。“十四五”时期是各类矛盾和风险的易发期，既面临着国际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也面临着国内诸多发展中的难题，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战略遏制不断升级，致使国内经济循环出现诸多堵点难点，这就需要全体人民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在执政党的带领下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执政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十四五”规划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局规划，也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十四五”规划的基本定位。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更加强烈，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必须从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入手，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尽最大努力补齐民生短板，在保障民生上有所作为，在“十四五”期间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党中央提出的“新阶段、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凝练出来的，是“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的基本原则。

致力于把稳中求进摆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并愈演愈烈，致使全球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受到非经济因素的猛烈冲击，导致世界各国经社会发展举步维艰、停滞不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国际局势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全所未有的困境。国内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瓶颈，“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但也应当看到发展的环境和发展的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外部逆风逆水险象和国内发展矛盾面前，既不能视而不见又不能自乱阵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引领下，我国保持了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在这里“稳”和“进”彼此转化，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具体地说，“稳”是“进”的前提条件，“进”是“稳”的方向和目标，有“稳”才有“进”。一切立足未稳的所谓进，都有可能转化成为急躁冒进。但稳中求进的“稳”，绝对不是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立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有效稳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之所以要强调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就是要排除一切外来的阻力和干扰，推动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战略定力，促使“稳”的基础不断夯实，“进”的态势不断增强。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仍然是2022年工作和“十四五”时期的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是做好2022年工作的重要原则。只有实现经济平稳发展，才能实现人心稳和国家大局稳；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已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经济社发展的方法论。

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始终在合理区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强调要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始终处在合理区间，强调创新发展要突出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面去，决不能再回到粗放式发展的旧道路上面去。202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突出强调2022年要持续改善民生，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凸显了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精准发力的功能作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需要，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生产与消费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个方面。我国生产与消费领域的总体状况，是“总产出大于国内总需求，但消费品和服务的产出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这种生产与消费格局的客观存在，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格局，必须摆正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以消费促生产，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始终在合理区间。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相当大比重的国家，要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在合理区间，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是第一部把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体推进的规划。“三农”工作在“十四五”期间，已经历史性地转到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面来。该规划提出到2025年要实现“农业基础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梯次推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脱贫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力争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大国经济的最大优势和特点，就是可以实现内部循环，中国14亿人口的需求，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在“十四五”期间调整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说到底就是要“明确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战略方向，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二、“十四五”期间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

构建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习近平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学判断，确立了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始终保持这个战略定力就能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有利于树立信心和底气砥砺前行，更有利于构建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新格局。这个战略定力来自于执政党的正确领导，来自于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和支持，来自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是一个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历史方位的主要体现就是：（1）我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挺进；（2）经济发展迈上了新台阶；（3）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高。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党中央之所以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就因为经过长期努力我国进入了新时代，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基点上。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尽快实现由原来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只有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落到实处，执政党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才有最深厚的根基和底气。构建新发展阶段的新格局，是对未来一个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定位。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消费品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提高消费品产业中中高端产品和服务占该行业的比重。”通常所说的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说到底就是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确保在关键时刻不会掉链。国内循环体系是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都是在国内进行的经济发展循环体系，这种封闭性的经济循环体系由于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无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挥比较优势。纯粹的国际循环体系也是不存在的，只有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才是真正的出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讲的就是要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因此，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就是构建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在共享经济发展中推进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指出：“共享理念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需要发挥改革的推动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需要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当中去。只有在扑朔迷离的大变局中“完善战略布局，做到转危为机”，才能在共享经济发展中推进高质量发展。《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决议》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在工业体系中推进共享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工业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而且是国家强盛的根基，也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富民产业。它在当下最显著的功能作用就是为青年人就业提供新的岗位，持续提高就业质量和广大群众的收入水平，真正有利于让老百姓的“钱袋子”丰盈起来，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起来。我国已经建立起全球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能力、主要产品产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不仅促进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而且奠定了我国的强国之基、富国之路。当下关键的问题是需要从“规模扩张”转向“专精特新”，牢固树立产业基础领域竞争优势，不断强化产业基础领域创新突破，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促进产业链效率优势和安全优势的双重叠加，实现工业企业从粗放发展转型到绿色智能发展。为此，国家发布了《关于振作工业经济运行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强调要“聚焦制约工业经济畅通运行的能源供应、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保供、重点产业链畅通等卡点、堵点，以及需求收缩、成本上升、要素支撑不足、预期不稳等突出难点和问题，指明破解之道、给出应对之策，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及时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振作工业经济运行，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大数据是制造业与信息技术融合的基础性资源，提升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须臾离不开这个基础性资源。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程。”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需要进一步加快落实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着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功能。

不断提升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要想提升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就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举全国之力的制度优势，调动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抗击风险挑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人世间一切资本中，“人力资本”是最宝贵的资本。人力资本的提升过程，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发展过程。在新时期新发展阶段，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实现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做好高精尖人才、化解“卡脖子”风险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工作。我国当下的人才培养和储备与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相比较，还不具备抗击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也不适应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化解“卡脖子”的高精尖人才问题，本质上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反映，也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因而需要加快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应对抗击各种风险挑战能力的人才体制机制，大幅度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水平，形成全社会崇尚科学家、工程师、大国工匠的社会氛围，不断改善全社会人力资本配置效率。2021年中国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沉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沉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迈出了新步伐，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规模突破110万亿元，达到114.4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德国《商报》认为：“中国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正促使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过度”。英国《泰晤士报》指出：“公平地说，2022年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增长故事会比中国的增长故事更受关注。”国际舆论普遍认为：“2022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展现复苏态势，助力世界经济复苏。”

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重新陷入贫困状态的最大风险，能否做到“脱贫不返贫”，扎实有效地防范脱贫“脆弱户”的生计风险，是能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一项重要标准。在“十四五”规划实施期间，要在可持续脱贫的基础上，持续实现对“脆弱户”自身脆弱性与潜在生计风险的动态识别、监测与消解。有效消解脱贫户事实上存在的“不稳定”性，既是后脱贫时代深化贫困治理的艰巨任务，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抓手。这就要“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化监测，建立健全快速发现和响应机制”。贫困个体风险主要潜藏在脱贫“脆弱户”的身体健康上，身体健康状况直接影响脱贫“脆弱户”自身发展的能力状况。一旦重大突发疾病、慢性病缠身，都会因之而削弱脱贫“脆弱户”的生产生活能力，迫使脱贫“脆弱户”无法维持现有正常的生计水平，因病致贫返贫历来是贫困治理的大难题。习近平强调要“增强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此，需要进一步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改革现有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健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切实提升维护人民健康的保障能力。 “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习近平强调要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预案体系，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体系，提升重点医疗机构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健全疾控机构和城乡社区联防工作机制。他还突出强调科技和法治对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作用。一是要发挥科技在重大疫情放空中的支撑作用，要集中一切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尤其要补齐我国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的短板，充分显现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重大科技成果的国之重器威力。二是要完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抓紧对《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健全权责明确、程序规范、执行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制。普及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推动全社会依法行动、依法行事。”

三、完善“十四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运行的评价机制

体现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进入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走公平正义分配原则的共同富裕道路，就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根本任务。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显著特征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小部分人富裕、多数人受穷的富裕；不是单纯的物质财富增加的富裕，而是既包括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富裕，也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全面富裕。中国正在推进和逐渐实现的共同富裕，是体现包括分配在内更加公平正义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是更加关注和体现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最大的问题和难啃的骨头，仍然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三农”问题的破解。2022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要在全面接续乡村振兴、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三农”压舱石、稳定器的作用。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他强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定要把农民的增产增收、过上富裕的日子放到更加关注的位置。“要针对特困人员的特点和需求精准施策，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救助金，强化临时救助，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因此，在“十四五”规划实施期间，要构建一个人人积极参与、人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科学体现初次分配以注重效率原则的市场分配为主导，再次分配以注重公平原则的政府分配主导，三次分配以注重自愿原则的社会成员间慈善性分配为主导。尤其要注重为高质量发展运行提供适宜的政策环境，致力于激发和调动全体人民的创造力和内生动力，让增量财富更多的来自于劳动者的创造，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赖于物的消耗；要把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手段和重要支撑，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的内生动力；要提高劳动者智力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水平，切实降低劳动者的创业成本，依法保护劳动者的智力成果和知识产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安全秩序，使劳动者和有能力的人能够潜心创造财富，依法保障有知识、有能力的劳动者有更多的创造财富的机会，真正体现全体人民共建美好幸福生活，由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经验，尤其是经济增长重心从数量转向质量，值得借鉴。”

凸显以数字经济为标志的科技支撑。我国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须臾离不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须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实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坚定的科技自立自强，用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增进人民福祉，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中国人只有把“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能保障经济安全乃至国家的整体安全。过去那种粗放式发展的老路不能再走下去了，科技创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客观上决定了必须把科技创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上。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智化”转型升级不仅实属必要，而且已经有了雄厚的基础条件和能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适度超前。为此，2021年11月国家出台《“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为“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推进数字时代下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建设”铺平道路。2022年1月国家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标志着我国共享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迫切需要有序推进依托数字经济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合理增加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要素比重，充分释放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推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对那些仍然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效益的传统产业，要依据数字经济发展要求进行全链条改造，尤其要运用数据资源和大数据赋能传统产业，促使其转型升级以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要强化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依法依规及时消除“数字鸿沟”。尤其要通过构建全国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提高金融数据的安全度、畅通性和使用率，提升数字技术包容性和普惠性，推动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要增强关键技术创新能力，为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业态、新模式，营造繁荣有序的创新生态。

在协调发展中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改革开放后，沿海开放开发战略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东中西梯度发展”格局。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仍然相当突出。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通过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再进一步把“蛋糕”切好分好。李克强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区域性协调能力，增强区域发展政策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尤其要发挥比较优势，允许各类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和高度集聚，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确保物流、要素转移和人员流动更加畅通无阻。尤其要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和机制，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切实加大长江、黄河中下游受益区域，对上游民族地区生态利益受损的补偿力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科技支持力度，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服务要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质量评价体系。我国“五年规划”经历了从“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计划”，到“十二五”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再到现在定格为国家整体发展的“全面综合发展规划”的历史发展过程。譬如，我国的“十四五”发展规划，就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整体发展要求，因而在发展规划的执行和实施过程中，突出强调要遵循客观发展规律、注重因地制宜和动态调整。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的高质量发展，说到底就是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又好又快发展，有助于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质量评价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协调发展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一贯方针，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准。在这里“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就成为内生的突出特点。衡量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结果的好坏，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要在实施过程中，权衡所制定的发展规划与客观规律是否相违背，实际效果要看是否体现“以人民为中心”这个宗旨，是否又好又快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只有妥善处理好新发展阶段协调各方的关系，譬如，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国内与国际的关系等，才能把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结合起来，真正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在2022年两会期间强调指出，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质量评价体系，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重视农民思想道德教育，重视法治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还要增强全民族生态环保意识，提倡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推动形成健康、文明、节俭的生产生活方式。一切工作都要用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