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恐龙之父”——杨钟健

 在大英博物馆，有一位中国科学家的照片与国际科学巨匠达尔文、欧文的肖像并列悬挂在一起。他就是世界级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杨钟健。

杨钟健

 杨钟健，字克强，1897年出生于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龙潭堡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是著名教育家、咸林中学创办人杨松轩的长子。他曾主持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标本“许氏禄丰龙”的发掘研究工作，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恐龙之父”；他的科研领域几乎涵盖了从鱼到人的全部古脊椎动物学，是中国古生物学上的一座丰碑。

杨钟健与毛泽东的友谊

 幼年时，杨钟健曾跟随教书的父亲在外地求学，咸林中学创办后，他回到华县念小学。1913年后，他在西安就读中学。1917年，杨钟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杨钟健与毛泽东便有了接触。

 杨钟健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后，与魏野畴、李子洲等人共同成立“共进社”，创办了《共进》杂志，宣扬先进思想。后来，《共进》杂志社在北大附近的三眼井吉安所左巷六号院办公时，杨钟健与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新民学会会员住地仅一墙之隔。每逢假日，杨钟健便与在京同乡常在这里活动。茶余饭后，陕籍学生与湘籍学生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建立了深厚友谊。1921年，杨钟健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即给当时在湖南长沙文化书社工作的毛泽东写信，请其补填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志愿书，毛泽东很快回信：

 钟健先生：前几天接到通告，知先生当选执行部主任。今日又接来示，嘱补填入会愿书，今已照填，并粘附小照奉上。惟介绍人系王君光祈为我邀集五人，我现在只能记得三人，余二人要问王君才能知道。以后赐示，请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为荷！ 弟泽东 廿九

1921年毛泽东同志给杨钟健的信（手迹）

 杨钟健对毛泽东入会事宜的关切，是对其能力的深深敬佩，也体现了他对友人的关心之情。杨钟健受其父嘱托，为咸林中学推荐进步教师时，曾邀请毛泽东到咸林中学任教。1923年5月26日，杨钟健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咸中教员，不知发生问题否？前言之手工教员，现已他就，刘竹轩（即咸林中学校长）托请润之（毛泽东）几日来尚未见他面，但以儿推测，恐不得就。

 实际上，此时的毛泽东已走上革命道路，未能到咸中任教，然而其亲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贯穿毕生的家国情怀

 杨钟健秉承父亲“德厚教深”的高贵品德，从小便富有爱国情怀。青年时代，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国事嗟如此，忍作袖旁观？”就是他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

 杨钟健先后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组织，非常活跃。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曾发起组织了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编写《秦劫痛话》等文章，揭露当时军阀暴政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五四运动期间，杨钟健积极参加天安门前的集会和游行，加入到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痛打章宗祥的斗争队伍，并成为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成员，在校园发表演说、发放传单，宣传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作为北方学生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杨钟健于1925年1月15日在明兴（慕尼黑）留影

 杨钟健在咸林中学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他受其父嘱托，为咸林中学代订了《新青年》《共进》《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并介绍魏野畴、王复生、王懋廷等进步教师到咸林中学任教，积极向在校师生传播马克思主义，使咸林中学成为陕西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地之一。

 后来，杨钟健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他的爱国初心未曾改变。“天生我辈必有用，忍看神州半沉沦。指锥虽愧雕虫技，救亡亦存报效心。”正是他科技救国决心和毅力的生动体现。

“大丈夫只能前行”的科学巨匠

 1923年夏，已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杨钟健在老师李四光的推荐下，考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

许氏禄丰龙化石装架现场

 在近五年的留学时间里，杨钟健主攻古脊椎动物学，选修了地理学和动物学，堪称“学习狂人”。1927年，杨钟健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同年8月，杨钟健在《中国古生物志》上用德文发表博士论文《中国之啮齿类化石》。这一专著的出版，标志着古脊椎动物学在中国正式诞生。

 之后，杨钟健相继在瑞典、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游学，1928年，经东欧取道苏联回国。归国之时，有外国朋友劝他留下，说是国外生活舒适，有利于专业发展，中国太落后啦！对此，杨钟健直截了当地回答：“中国穷是事实，落后也是事实，但那是我的祖国，绝不能抛弃，如同儿子不能抛弃母亲一样。”

 回国之后，杨钟健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主持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历时3年挖掘，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颗头盖骨，使“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成为人类发展史研究的里程碑。并且，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有力抨击了所谓“上帝创造人”的唯心论，一改以往对人类演化历史的认识。

 从1929年到1934年，杨钟健主要学术贡献在古哺乳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方面，成为中国哺乳类化石和新生代（特别是第四纪）地质研究的奠基人。从1934年起，他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爬行动物。

杨钟健在北京协和医院娄公楼新生代研究室工作（1933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杨钟健得知日本侵略者要“聘请”他去东京“讲学”的消息后，即离妻别子，南下长沙，辗转到昆明。在昆明的几年，他开始进行云南禄丰蜥龙动物群的发掘和研究，发现了中国第一具完整的恐龙化石标本——许氏禄丰龙，成为世界上研究恐龙的一个经典和标准化石地点。

 许氏禄丰龙既是中国人独立寻找、挖掘并研究的第一具恐龙化石标本，也是战火纷飞中所作出的举世瞩目的科研成就，使民族自信心获得了极大的鼓舞和提升，是民族危亡之际民族文化和科学精神薪火相传的极佳体现。由于杨钟健在恐龙研究方面成果颇丰，被誉为“中国恐龙之父”。

 1944年，杨钟健确定了卞氏兽是很接近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因而后移了哺乳动物的最初出现时间。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爬行动物的各个门类，填补了中国在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爬行类化石资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他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古生物学家之一。

杨钟健在北京协和医院娄公楼新生代研究室（1937年）

 “大丈夫只能前行”是杨钟健先生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奋斗不息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杨钟健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等职，他以更激奋的心情和更旺盛的精力，投入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从山东莱阳恐龙化石——青岛龙，到中国的假鳄类——山西鳄，包括基型爬行类（Stemreptiles）与各种统治爬行类和形迹学（Ichnogy）方面，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经历，为中国科学事业和古脊椎动物学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9年1月15日，杨钟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更需要继承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更需要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回顾杨钟健的一生，他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奉献给了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为科学救国的初心作出了最伟大、最忠诚的诠释。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和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华州区委宣传部 副总编：张家南）